2008年春天，民间环保组织终于忍不住了，过去徘徊在嘴边、暗藏在肚腹中的话语，开始被明确地、大声地说了出来：在生态保护日益重要的今天，自然恢复比“种树”更为重要；即使是为了抵消碳排放，也不应当光想着找几棵树苗“一种了之”。为了真正有效地恢复中国的生态，我们不鼓励种树，甚至抵制种树。
        如果你真想为国家的生态保护出点力，这里有更好的办法。你可以参加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北京地球村环境教育中心、绿家园志愿者、土风计划、绿色选择网与搜狐公司等共同推动的“大树基金”活动，认养非自然保护区里的天然林中的大树，把钱给拥有这片森林林权的村庄，帮助他们发展可持续生计，化伤害力为保护力。
        你也可以把钱交给本地自然保护部门，让他们把这笔钱用来做巡护，做科研，让放下斧头的人拿起望远镜和显微镜，让挖坑的蛮力化为观鸟、记录植物、记录山水变迁的智慧。

        （小题）种树一直在伤害生态
        2008年的春天，国家林业局趁着全民关注植树的时机，提出了“每个公民交20元给国家林业局，让国家林业局来种树”的想法。我对这个想法保持强烈的质疑。因为事实表明，几十年来，国家林业系统一直在做两件事，一是砍树，二是种树。前者在赤裸裸地、很直观地伤害生态；后者也同样在伤害生态，只是这种伤害术做得更隐蔽，更具迷惑力，自然，也更具有风险。因此，我对国家林业局的自然保护能力，一直持怀疑态度。
        国家林业系统一直在表现出一些奇怪的、本不应有的生态伤害力。全国人民下意识地认为，国家林业局对中国的自然保护、天然林保护、湿地保护、物种保护是最为热衷、擅长、痴迷、本能的；全国人民同样下意识地认为，国家林业局有着极强的自然保护修养，无论是理论基础还是技术规范都很实用；无论是制度安排还是人员意识都很到位。
        可是，真正的情况是什么呢？几十年来，在全国人民的一致支持下，国家林业局完成了拙劣的“三北防护林工程”，这个至今仍旧被夸耀的政绩工程，因为只知道种杨树，而形成了人工纯林，成了极为脆弱的“生态防线”；这个工程因为只种杨树，甚至成了加速西北沙漠化的直接原因。也是在全国人民的一致支持下，林业系统的人过去在北方只知道种杨树，在南方只知道杉树和马尾松，在东北只知道种落叶松；如今，在商业集团的引诱下，在南方大量种植桉树，甚至种在保护区内，种在风景名胜区内，种在公路两边，种在海防林带里。在北方大量种树杨树，甚至在鄱阳湖、洞庭湖边的滩涂里，在退耕还林的坡地上，在黄河入海口，在长江源，也是一味地只知道种杨树。
        多年来，国家林业局与国家环保总局（环境部）在生态保护方面的成绩平庸，原因是极不相同的。环保部门的环保执行力一直受到许多部门的暗中抵制，受着公众意识薄弱、企业太过自私、地方政府过分追求GDP的直接消解，受到国家司法部门对环境污染施害方仍旧持鼓励态度的暗地里相助。多年以来，环境保护困难重重，环境保护无法与极端发展主义、极端自私主义抗衡，多少还情有可原。看到环保部门的人躲在路边哭泣、坐在会场冷笑，看到民间环保人士愤怒异常却乏计可施，看着受害的群众求助无门，看着无告的自然界百般被人蹂躏，所有有良知的人，都只能发出一声叹息。
        然而林业部门呢？虽然从一开始，我们的定位是错误的，一直把林业部、林业局，当成了国家砍树总公司，但应当说，中华民族对树还是有感情的，对种树与生态保护之间的关系，还是有粗浅认识的；对通过全民种树以改善生态、保护环境，也是愿意付出精力和财富的。环保局要去给人家安装一个污染检测仪，会受到企业的百般阻挠，林业局要在某个地方种棵树，多少还是受欢迎的。
        可就是这种畅通无阻的业务表达、欲望发作之下，中国的生态效益却在一天天下降。可就是在中国的森林覆盖率“一天天上升”的情况下，中国的生态质量、森林质量、水土保持能力、碳汇能力、生物多样性能力，在一天天损伤。这中间的原因，到底是根源在哪里？
        中国的森林覆盖率是不是真的上升，我现在不敢评价，但中国确实有全世界面积最大的人工林，这片主要由杨树或杉树、松树连绵而成的人工纯林，构成了全世界面积最大的“空林”。所谓的空林，就是森林生态系统已经崩溃的森林，是丧失了生态功能的森林。一片林子，远望上去好像绿树成荫，其实你走近一看，只是树冠顶上的一层薄绿，树下什么也没有，其他植物没有，其他动物也很少见，昆虫少见，野生动物更少见；菌类没有，连落叶都是单一的，地面像糊了层水泥一样光可鉴人。

        （小题）林权改革加速“换树进程”
        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的生态恶化，是砍树造成的。从另一个层面上说，中国的生态恶化，可能恰恰是热衷于种树造成的。
        种，就意味着要对土地进行人工干预。种，就意味着要把你认为有用的物种强行安排到某个巢穴中。种，就意味着为了保证你劳动的成果，你得不停地压抑其他的物种。因此，种不仅是意义的行为，而且是有害的行为；不仅对自然有害，也易滋生腐败和欺诈。
        这实际上是犯了农业病，或者说，这实际上是犯了经济病。农业与林业，表面上都是在土地上进行劳作，但实际上，二者的思想基础、技术动因是不一样的。中国现在的林业行为方式，之所以错误不断，就是因为以农业的方式来经营林业。
        1978年，中国开始推进“改革开放”，第一个突破口，就是农业。当时的方法，是“土地联产承包责任制”。这种化全公有为“假私有”的土地所有权调整，极大地刺激了农民的积极性，极大地改善了“经济民主”。但同时，这种做法由于过度强调了“承包”、“分田到户”，而忽略了“联产”，导致原本具有协作、和谐、互助、有粘性、熟悉型的农村社区，分裂为冷漠、自私、单打独斗、易碎、陌生型的农村社区。农民在土地还有出产力可压榨的时候，就停留在本地；当土地无法提供足够的消费支撑力时，就不得不抛家弃子到城市里忍受低人好几等的政治待遇以谋取生活所需。因此，这种改革的成功是有缺陷的，至少，农民没有保护他们的土地，没有热爱他们的土地，没有信任他们的土地。因此，全中国的土地在全中国农民的侍弄下，饱受摧残，土地被严重污染，土地活力严重下降，土地的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
        在这个情势下，2008年，国家林业局开始全面推进林权改革。这个改革的理论基础，是模仿土地改革，认定土地改革是成功的，是对经济发展有益的，因此，对保护也必然是有益的。
有些专家对此表示乐观，他们乐观的原因是认为，当年的土地改革，没有考虑到保护生态的重要性，甚至没有想到土地生态需要保护。而林权改革，很有可能已经掺进了保护的考虑，因此，其技术设计中，必然有生态保护作为前提。
        可惜的是，中国的林权改革根本就没有想到生态保护。用国家林业局局长贾治邦的话说，43亿林地要分给农民，目标一是为了致富，二是为了解决中国的林业产品需求。显然，这是一种责任推卸：当国家无力保护自己的生态，当国家无力提供足够量的林产品的时候，又一次想到了把困难推给农民。让农民在“生产的同时保护生态”。
        但国家林业局可能没有想到，把困难推给社会也就意味着把更大的风险推给了社会，而对风险的控制力越来越弱。林权改革的政策，恰恰可以让全社会的人都可以插手林地的“替换”。过去，有权对森林进行替换的，是少数人；热心保护的人，或者无意之中保护着自然的人，是多数人。而从今以后，所有的人都可以替换森林了，所有的人都会直接成为生态杀手。只需要他开始“种树”。
        如果林权改革的目标是为了保护，或者说，“在保护中发展”，至少在林权改革中会倡导一个方式，那就是林权股份制和社区联合制。集体林权可以按股权的方式分给农民，农民依此成立一个林业合作社，共同可持续地经营这片林子。而不是将其进行分割、确权之后，肆意地替换和“流转”。因为中国的农民其实不缺乏保护的精神，他们缺乏的是合作精神；中国农民不缺乏可持续生计的能力，缺乏的是创业成本金和可靠技术的指导。在金融系统仍旧不信任农民、不支持农民个体自由贷款之前，农民合作组织是一种很有效的、在合作中主动求发展的多赢途径。
因此，随着林权改革的全面推进，中国的森林必将面临一个现象，那就是“替换”。其表现形式，就是不停地种树，不仅种工业经济林和农业经济林，也种所谓的“生态保护林”。种树的原始动机，就是把林地当成了农地，把生态保护等同于农业种植，种树的过程，就像种小麦的一样简单。只是小麦一年就收获和轮换了，而种树的收获和轮换需要等上六年、十年而已。

        （小题）自然恢复远胜于人工干预
        所有的土壤里都有无数的种子。这些种子与当地的气候和水土、原初生态系统，有着极其亲密的关系。在所有有土壤的地方，根本不需要种树，只需要将其封育起来，任本地各个物种自由竞发，随着时间的演替，这片土地就会慢慢地自我修复。第一年，肯定是草，它们把土壤稳住，让昆虫安居；第二年，一些先锋树种——比如东北、云南高山地区可能是白桦树、红桦树，南方可能是泡桐，北京可能是荆条、酸枣、构树、椿树、榆树等——就会慢慢地长起来；再过几年，各种鸟类会越来越多，小型兽类会越来越多，最后，野猪、虎豹、蛇蝎等都会出现。再后来，随着林下腐殖层的形成，各种微生物、菌类也会大量出现。一个天然生态系统就形成了。
        而种树，不管你种什么树，都是不可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获得如此丰盛的生物多样性的，何况，种树的过程，是对土壤损伤的过程，是砍去其他长势良好的原生树种的过程，是引入外来物种或者不合适物种的过程。五十年来，北京市民一直在北京的郊区，种柏树，种松树。这些树，虽然“常绿”，但由于经常种到不该种的位置，由于一种就是一大片，导致林相郁闭艰难不说，对于生态，可能只起到负效应。
        由于一味地只知道种树，以至于有一个概念被妖魔化和负面化，这个词就是“荒凉”。国家林业系统最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改造荒山”。全国许多人被连蒙带骗地去替换天然生态系统，往往也是被“荒地”、“荒山”、“荒滩”这些词所迫害。实际上，这仍旧是农业思维在自然保护、生态保护领域里作祟的结果。一个地方荒，恰恰说明这个地方天然生态系统保存比较完整，一个地方不荒凉，恰恰说明这个地方已经城市化、人类化、全农业化、全工业化、全道路化、全建筑化、全人工林化。稍微具备一点自然保护常识的人都明白，把钱投进去“改造荒山”，如果目标是为了“保护生态”，那么只能起反作用，只能实现负效果，只能让这个地方的生态越来越单一、越来越脆弱、越来越危险。只能让林业部门的人，继续行走在腐败、不思进取和欺诈的钢丝绳上。

        （小题）“种树”的钱应当用来做自然研究
        这几年，国家的林业部门确实有向自然保护部门偏转的势头，虽然国家林业局仍旧没有改名为“国家生物资源局”，也没有并入国家环境部，但是林业部门的职能转型是大势所趋。
        在中国就是这样，所有转型的痛苦、所有决策失误所需要付出的代价，最后都得由下层人民来直接承担。林业转型过程中，首先要承担这个转型代价的，当然是林业工人。因此，当许多人仍旧在支持种树的时候，公众心中能涌起一种怜悯：林业工人生活艰难，给一点钱，也算是刺激一些业务，让大家多少有事可干。
        但这种想法对生态是有害的，对林业工人的转型也是有害的。为了保护生态，全国人民是需要拿大量的钱来支持林业，国家也仍旧要支持六大、七大、八大林业工程，只要这些工程的着眼点是生态保护、是自然保护，那么我们不仅应当义无反顾，而且应当投入更多的智慧、精力和财富。
        要帮助林业工人转型很简单，在此时，只需要把林业工人转型为另外两种人，而不是再转型为“种树人”，就会对中国的自然保护形成极大的正向力量。当然，这一切的理论前提，是要用“封山育林”来取代“植树造林”，要用“生态的自然恢复”，来取代“生态建设”。
        一是转型为巡护人员。自然界是需要具有专业知识的人来防守、看护的，传统林业工人转型为护林员，具有良好的先天条件。
        第二是转型为本地自然界、本地自然保护的研究人员。要保护自然就必须正确地认识自然。要保护自然就需要每个地方有足够数量的掌握本地自然细节的研究者。而实践经验丰富的林业工人转型为自然研究人员，奠定了自然研究最完美的基础。许多人尚未认识到这个转型方向的重要性和必要性，这也是许多人仍旧认识种树、挖坑等体力活在中国生态保护界仍旧有价值的原因。实际上，中国的种树运动，不仅对生态保护无益、有害，而且也延缓了中国自然研究向高水平发展。中国的自然界，家底有多深多厚，其实没有几个人明白；每年中国的自然界发生了多大的波动和变化，也没有几个人知晓。
        而如果我们不再种树，不再把钱用来挖坑、育苗、栽植、维护，而是把“种树”的钱，化为这些研究人员的经费，就不仅能保护生态系统的天然性，能加快中国的生态恢复正常进程，而且有利于在很短的时间内，形成一批科研的骨干力量。只要每个地方都有一批人在持续地研究本地的自然界，那么自然界的价值就会得到更加隆重的、准确的尊重，中国人梦寐以求的“科技创新”，也才会有足够的民间基础。因为，一切的原始创新，都是民间自发的，就像自然界生态系统，一定要纯自然形成一样。（2008.3.24）